網頁位置：連軸器>>聯軸器>>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專題報道

星形聯軸器  詳細信息	鼓形齒式聯軸器  詳細信息	金屬膜片聯軸器  詳細信息	十字軸萬向聯軸器  詳細信息
梅花形彈性聯軸器  詳細信息	彈性柱銷齒式聯軸器  詳細信息	WH型滑塊連軸器  詳細信息	SL十字滑塊聯軸器  詳細信息
彈性套柱銷聯軸器  詳細信息	彈性套柱銷聯軸器  詳細信息	滾子鏈聯軸器  詳細信息	KC鏈輪聯軸器(現貨供應)  詳細信息
鏈輪磨擦式安全聯軸器  詳細信息	凸緣聯軸器  詳細信息	芯型彈性聯軸器  詳細信息	制動輪  詳細信息
軸類加工  詳細信息	鏈輪、齒輪加工  詳細信息	磁性聯軸器  詳細信息	扭力限制器  詳細信息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
編輯本段特征
　　 其特征是人們基于經濟未來將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

　　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機制出現新特點: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國際傳染并非近年方才出現的現象。1873年，德國和奧地利經濟繁榮，吸引資本留在國內，對外信貸突然中止，導致美國杰·庫克公司經營困難；1890年，倫敦巴林兄弟投資銀行對阿根廷債權發生支付危機，加之當年10 月紐約發生金融危機，倫敦一系列企業倒閉，巴林銀行幾乎于當年11月份倒閉，只是在英格蘭銀行行長威廉·利德代爾牽頭組織的銀團擔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國對南非、澳大利亞、美國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貸款因此事而銳減，致使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危機一直持續到1893年；1928年春，紐約股市開始繁榮，汲干了本可投向德國、拉丁美洲的信貸源泉，導致上述國家和地區陷入經濟蕭條。中止發放海外信貸很可能加速海外經濟衰退，后者又會反過來對導致這一切的國家發生影響。20世紀 90年代，伴隨著國際游資的膨脹，國際貨幣、金融危機頻繁爆發，根據巴里·艾森格林和邁克爾·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項研究，現在隨機挑出的一個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國際貨幣、金融危機的傳染性也大大增強，往往爆發不久就如同傳染病一樣迅速從最早爆發危機的國家或地區蔓延到其他國家和地區。輿論界留下了許多描繪這一現象的詞匯：1994年墨西哥危機的“龍舌蘭酒效應”、“亞洲流感”、 “俄羅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對貨幣、金融危機傳染機制的研究也迅速興起。由于多種危機傳染機制需要在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開放條件下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我國依靠資本項目的適度管制和金融服務市場低開放度而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幸免于難，但時至今日，隨著我國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盡管我國資本項目仍未完全開放，危機傳染的風險已經大大上升，震撼國際金融市場的美國次貸危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表明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機制出現了新特點。

　　廣義的貨幣、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渠道可以劃分為非偶發性傳染渠道、偶發性傳染渠道兩大類，前者指在危機爆發前的穩定期和危機期都同樣存在的傳染渠道；后者指僅出現于危機爆發后的傳染渠道。由于第一類傳染渠道源于國家或地區間實際的經濟金融聯系，危機的傳染來自宏觀經濟基本面的變動，因此又稱為“真實聯系渠道”，或“基于基本面的傳染”，主要包括貿易聯系與競爭性貶值、政策調整、隨機總需求流動性沖擊等途徑。偶發性傳染與經濟基本面無關，僅僅是投資者或金融市場其他參與者行為(特別是非理性行為)的結果，因而又有“真正的傳染”、“純粹的傳染”之稱，主要包括內生流動性沖擊、多重均衡和喚醒效應、政治影響傳染等途徑。但這些傳染機制往往是建立在貿易聯系和“中心”國家對“邊緣” 國家投資的基礎之上，是因為來自發達國家的機構投資者紛紛棄新興市場資產而追逐母國優質資產所致。而就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影響而言，貿易聯系與外國對華投資機制的作用可能并不十分關鍵，反而是中國對外投資和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可能成為最主要的危機傳染途徑，而且這樣的危機傳染途徑的重要性還會日趨提升。

　　貿易聯系和外國對華投資傳染機制重要性有限 :

　　美國次級按揭規模龐大，危機初起之時公布的2005～2006年間美國累計發放次級按揭統計數字是1.5萬億美元；且房地產業是本次美國經濟景氣期的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之一，近5年來美國新增gdp中有50%來自房地產業，居民消費增長的70%依賴于房地產增值的財富效應，次貸危機的發展與應對已經成為美國經濟走勢的決定因素之一。中美雙邊經貿規模龐大，按中國海關統計，2006年中美貿易額已達2627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2035億美元；2007年1～7月中美貿易額1670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1277億美元。按照美方統計，2006年美國對華貿易額已達3430億美元，其中從中國進口2878 億美元；2007年上半年對華貿易額為1785.9億美元，其中從中國進口1480億美元。許多人由此擔心，如果美國經濟因次貸危機而發生衰退，高度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將因此蒙受重創。然而，在高度全球化的當今世界經濟體系下，盡管經濟蕭條在總體上將削弱一個發達國家的進口能力，但卻將增加其對進口低檔次廉價商品的需求；盡管我國近年來努力提升出口商品結構，但就總體而言，我國對美歐等發達國家出口依然以廉價商品為主，因此，發達國家經濟蕭條未必會減少我國對其出口，反而可能有所增進。2000年下半年起，美國經濟逐步滑入蕭條，但我國對美出口卻逐年增長，1999年為419.47億美元，2000年為521.04億美元，2002年已達 699.51億美元，原因即在于此。

　　任何投資者都存在“本土偏好”，西方投資者通常將新興市場投資視為邊際投資，其主要功效不過是在主流投資收益率不高時加以補充而已。一旦西方母國宏觀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如提高利率從而削減新興市場的投資收益優勢)，或是蒙受重大損失而需要重新配置資產，西方投資者就可能大規模抽回在新興市場的投資，這是國際金融危機傳染的重要機制之一。然而，無論是直接投資還是易變性較高的組合投資，此次美國次貸危機中，直接進入中國內地的外資驚恐逃離的潛在沖擊也不宜高估。對華外商直接投資中受此次危機沖擊最大的當屬并購基金開展的外資并購，原因是并購基金慣用杠桿收購手法，而次貸危機后海外銀行等金融機構明顯收緊了對并購基金的融資。但我國外資并購絕對規模并不很大，2006年我國批準外資并購項目約1300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不過14億美元，占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總數的2%左右。即使這條渠道的外資流入徹底停止，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無足輕重。

　　就組合投資而言，不可否認，根據美國等國的一些統計數據，盡管我國已經批準的 qfii投資額度尚未用滿100億美元上限，但僅僅美國統計的美國居民持有中國證券規模就是這個數字的數倍，表明確實有不少海外游資變相流入中國股市。據美國統計，截至 2005年12月13日，美國居民持有的中國大陸證券合計284.43億美元，其中股票268. 88億美元；持有的香港特區證券合計462.25億美元，其中股票444.65億美元。2006年，美國居民對外國股票的凈購買為1063.47億美元，其中后三個季度對中國大陸股票的凈購買為46.11億美元，對香港特區股票的凈購買為119億美元。根據新興組合基金研究(epfr)提供的資料，從2006年10月到2007年1月末，投入中國股市的全球共同基金為 64億美元，同期投入香港股市27億美元，對亞洲區其他經濟體則是凈賣出18億美元。但國際游資操縱引發發展中東道國資產市場崩盤的能力主要來自其作為“頭羊”的號召力，在海外機構數次踏空中國股市之后，其作為“頭羊”的號召力已經削弱不少，就目前而言，即使將變相內流的游資納入考慮，以其規模也難以在抽逃之后引發股市大規模崩盤。

　　中國對外投資和中國企業海外上市作為危機傳染途徑的重要性趨向上升 :

　　截至目前，中國在美國次貸危機中蒙受的最明顯損失來自對外金融投資，主要是中國金融機構所持次級按揭債券的損失，此外還包括中國計劃和已經參股的海外金融機構因這場危機股價下跌的損失。8月初，美國財政部公布的一份報告稱，截至2006年6月底，中國機構購入的美國按揭證券從559億美元猛增至1075億美元，占同期亞洲投資美國按揭證券總額的47.6%，市場傳言其中相當部分為高風險的次級按揭證券，從而引起了公眾對這個問題的關注。

　　根據有關銀行中報等公開信息，目前可以確認的中國金融機構損失仍然有限。截至 6月底，中國主要商業銀行持有的美國次級按揭債券和相關資產情況如下：

　　中國銀行對美國次級按揭債券(mbs)的投資規模為89.65億美元，占其證券投資總額的3.51%，其中aaa級次級債67.58億美元，占75.38%；aa級19.45億美元，占 21.7%；a級2.62億美元，占2.92%。中國銀行另持有與此相關的債務抵押債券(cdo) 6.82億美元，占其證券投資總額的0.27%，其中aaa評級、aa評級分別占81.8%、 18.2%。中國銀行對mbs、cdo分別計提了3.88億元人民幣、7.58億元人民幣未實現減值撥備，撥備比率為0.6%和14.6%。

　　中國工商銀行持有的美國次級按揭債券(mbs)面值12.29億美元，僅占其284億美元外匯債券資產的4.3%，占總資產的0.0012%，且全部為第一留置權貸款支持債券，信用評級均在aa級以上，沒有計提減值撥備。

　　中國建設銀行、中信銀行對美國次級按揭債券的投資額分別為10.6億美元和300多萬美元，評級也都在aa級以上。建設銀行計提了0.18億美元撥備，撥備比率為1.69%。

　　然而，上述數據不足以充分體現對外投資作為一種風險傳染渠道的現實和潛在重要性。隨著美國次級按揭違約情況惡化，以及形成“次級按揭違約情況惡化——房價下降”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上述損失數字可能增長。

　　更重要的是，中資金融機構在此次危機中的損失預示著對外投資損失在涉華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機制中重要性上升的趨勢。我國對外資產已經發展到了龐大的規模，2006 年末即達16266億美元，而且還在快速增長，但其結構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官方儲備資產所占比例過高，2006年末儲備資產占對外資產總額的66%，在以儲備資產占比高著稱的亞洲經濟體中僅次于印度。優化我國對外資產結構的方向就是提高企業、居民資產所占比重，事實上我國也已經在朝這個方向努力。而中國民間對外資產一旦增長到足夠規模，就將創造新的涉華國際金融危機傳染途徑：一方面，在國外發生危機時，中國企業(特別是大型金融機構)、居民海外投資蒙受的損失可能在國內引發危機；另一方面，如果中國國內市場發生金融危機，中國企業(特別是大型金融機構)、居民因而重新配置其資產，抽回海外投資，危機就有可能傳染到海外。甚至如果國內經濟繁榮而導致對外投資回流也可能在別國引起危機。

　　另外一條重要性日益突出的潛在危機傳染渠道是通過海外上市公司資金鏈斷裂而發揮作用的。論者常常談及此次美國次貸危機觸發我國房地產市場危機的風險，但我國房地產市場與美國不太相同。由于居民收入來源多元化且透明度不足，我國固然存在類似美國次級按揭市場那樣高估購房者支付能力的風險，但也有不少情況下存在相反的低估情況，危機的國際傳染不太可能是直接因國內已購房者大面積違約而造成，風險更大的危機傳染渠道是海外投資者冷淡中國房地產公司，從而導致其資金鏈斷裂，進而導致國內房地產市場崩盤。在房地產市場價格一路走高而成交量大幅度萎縮的情況下，房地產公司主要是依靠維持虛高價格和高價收購、囤積土地，制造上市圈錢題材，從而維持其現金流量。近年我國房地產企業紛紛奔赴海外上市，海外投資者也在包裝炒作作用下忽視風險盲目追捧中國房地產股。次貸危機爆發后，海外投資者意識到其中蘊藏的危機，今年7月31日至8月17日，香港股市中國內地房地產股票跌幅普遍為同期恒生指數跌幅的兩倍以上，方興地產8月7日掛牌首日竟然跌破招股價的7.2%，與此前碧桂園等公司上市首日動輒比招股價上漲20%乃至超過30%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就揭示了這條危機傳染渠道的潛在風險